技术哲学中工程师

当涉及世界范围的工程学教育标准的设置时，总部设在美国的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ABET）的重要地位就得以突显。它们的标准目录确实强调团队合作——带或不带前缀“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往往以间接的和非精确的方式被提及，如在提到学生需要获得“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对工程学工作受社会、经济和政治制约的理解，以及对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1)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被视为主要致力洞察伦理学、法学和工程学的社会方面——所有所谓的ELSA问题在挪威形势（Norwegian situation）下也被提出。ABET标准因此没有偏颇地结合社会科学的这两种借用模式。

最近工程学教育的讨论，包括赞成以专业的基础的借用模式重要性的贡献。例如，维西林德［Vesilind，2001］主张，百科全书式的工程师的传统观点应当坚持但需要改变——工程学不应当仅被视为“应用自然科学”，还应包括“应用社会科学”。这种观点很多方面在执业工程师必不可少的技能和工程学教育如何改变的想法的国际文献中相当普遍。例如，莱温斯坦等［Ravensteijn et al．，2006］建议，工程师们需要更多的沟通。阮［Nguyen，1998］结合许多其他不同商业要求能力的交流技巧进行游说。格里姆森［Grimson，2002］和罗宾逊等［Robinson et al．，2005］则强调工程师们需要掌握一系列更加广泛的非技术性的技巧。与此一致，琼斯［Jones，2003］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形象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教育教学改革目标；但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才是适合的百科全书式知识的组成部分？另外，罗素（Russell）和斯托弗［Stouffer，2005］指出，美国土木工程师本科教育绝大多数是技术性课程，很少有深刻变化的迹象发生。这一情况支持了ABET对此类课程认证所确定的标准目录给人的印象。

美国国家工程院（The U．S．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对进入2020年的工程师境遇进行了广泛讨论。这些讨论仅模糊涉及与工程学教育和工作有关的社会科学的潜在角色。跨学科和社会技能分别被标识和声称为重要的，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的两种借用模式本质上是存在的。然而，压倒一切的印象是报告提出的假设，即工程学专业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从而表明优先考虑以专业为基础的借用模式［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2004；2005］。

威廉姆斯［Williams，2002；2003］则提出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原来技术与工程学的密切联系已被打破。技术不再是工程师专有的知识领域；技术的参与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任何单独的专业范围。威廉姆斯的主张对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具有重要启示，他们需要更多地反思这种与实践有关的变化的影响。也许任何一个小组都尚未完全掌握这将引导未来走向何方，他们甚至没有发现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果威廉姆斯是正确的，未来技术的发展将包括许多种跨学科的碰撞，但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上所列举的，在这方面是没有“前途”的。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的教育似乎有根深蒂固的既定看法，即现代社会技术与社会的方面是迥然不同的。

威廉姆斯确认，严峻的挑战是工程学专业正沿着两条主线发展的方式。一个阵营通过设计和建造实际可行的有益的东西，注重执行真正的工程。她指出，另一阵营倡导新的将重点放在大型技术系统和管理的观点：

设计活动与系统工程活动都在寻求重新找回工程学的独特身份：宣布存在工程师可以做而科学家和商人都无法做的事情。然而最终，这种矫正的努力仅仅强调了工程学身份的丧失。在设计与系统工作中，除了工程师们还有很多人都参与其中。今天的设计汇集了工程学、编程、科学、语言以及艺术。在技术系统的处理中，工程师必须同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以及管理学家合作的事实更加明显［Williams，2003．p．B12］。

一方面，威廉姆斯似乎准确地注意到，后现代技术包容了越来越广泛的学科与专业体（body of disciplines and professions）。因此，工程学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广泛的跨学科合作中，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也是如此。工程师似乎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来维护专业界线及专业影响力。例如，优先考虑以专业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借用模式而不是考虑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借用模式。如何实现以专业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借用模式的优先地位，并且如何塑造社会科学知识与技能的摄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