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中的计算机技术

这些观点也被用来讨论，如果IT专家想要在职业实践中面对技术与非技术的挑战做适当准备，广泛的教育是必需的［Brookshire et al．，2007；Dahlbom and Mathiassen 1997］。然而，布鲁克尔希（Brookshire）等提出一个相当保守的课程建议，结束了争论，该课程主要包括技术性课程。另外，达尔布姆（Dahlbom）和马蒂亚森（Mathiassen）则建议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他们认为：

计算系的学生应当培养的能力是，提出计算学社会影响的严峻问题，以及评价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必须能够预见到特定产品引入到特定环境的影响［1997，p．84］。

本书中，我们所观察的是，存在一种明确的促进个性化的综合技术跨学科的倾向，这与我们在第2节所观察到的相似。即使这些作者采用不同方式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他们的主旨是计算机专业人士在从事IT工作需要的能力方面应当自给自足。社会科学可能是一种资源，但它应当作为整合于系统设计或软件工程的形式来呈现。最后一个例子中，社会科学投入的源头由于坚持以专业为基础的借用模式而没有被清晰地描述出来。当然，这不是其本身的问题。如果确实可达到，如此范围全面的个性化的综合跨学科技术是极端吃力的，并且成果的质量也会有风险。

像人机互动（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HCI）和计算机支持协同合作（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CSCW）这样的研究领域，无疑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包括社会科学）科学家交流的场地。共同关注开发更多有用的计算机系统也带来人类与计算机互动的共同利益，从这种互动中衍生什么策略以及如何从计算机上获得更多的益处。早期参与式的计算机系统设计工作和工会参与，社会科学家同计算机专家曾经合作，组织参与并建立有助于工人明确表达他们的需要和要求的方法［Ehn，1988］。然而，社会科学家们对HCI和CSCM所做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与预言和稳定人类同机器互动关联的深层次的问题［Suchman，1987；2007］。这种决定性的干涉似乎已经被注意到，但是他们实际的借用是较模糊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认识难以同计算机科学的方法论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计算机科学的方法论是依赖达到某种水平的预言性和稳定性的。

软件和信息系统工程的文献回顾，表明了社会科学两种借用模式存在的事实。然而，这是工程师的培训和将重点放在广泛知识基础的特别讨论，这种知识基础包括证明即使是关注社会议题的情况下，强大的非技术成分是如此显著，以专业为基础的借用模式仍占主导地位。此外，从社会科学家那里借用的，首先是方法。一些软件和信息系统工程师似乎想要进行他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形式的调查，但是计算机系统设计的主流方式似乎并未意识到他们工作的那个部分（例如客户的建模工作实践）理解为科学家的工作也无妨。当从业人员被问到他们在开展工作需要的能力时，他们倾向于强调沟通以及理解人们需求的技能。当被问到他们如何获得这种技能时，他们往往指向经验，而非社会科学投入的任何形式［Sørensen et al．，2007］。

信息系统设计的潜在复杂性要求促进决策和获取做出合理决策所需的知识，这是相当重要的。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使以专业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借用模式显得不充分。然而，建立基于跨学科借用模式的良好实践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不止因为相当紧密的专业合作要求知识融合的准确形式。正如拉格森（Lagesen）和索伦森［Sørensen，2008］所主张的，通常假设沟通的做法脱离与计算机有关的实践，如编程首先是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其次才是软件专家的工作。然而，拉格森和索伦森发现软件专家关于效果的声明是令人信服的，如果他们准备同客户或产品用户进行适当的沟通，计算机和编程的知识是必需的。如果社会科学家准备成为这种程序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像软件专家一样，需要进行相互的以专业为基础的借用。因此，该问题可能并不足以用另一种将他们结合的途径来取代借用策略。

然而目前，对以专业为基础的借用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推崇，无疑归因于个性化综合技术表现的优势地位。这种情形是否是工程师更为普遍的特征？我们对工程学教育的分析确实指向该方向，但是，从工程师工作到技术研发将会观察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