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中揭示语社会科学的关系

有许多来源可以为设计人员提供用户信息以及产品如何设计的思想［Walsh et al．，1992；Williams et al．，2005］。可以说，社会科学家们擅长分析使用和用户，这会为开发新产品提供有益的见解。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市场调查来报告设计及创新的努力。然而，这种调查似乎首先被用来识别潜在的用户或客户群体，如根据性别、年龄等，这意味着这些调查对工程师工作的影响，往往是在设计方面而不是从告知具体解决问题的努力出发［Cockburn and Ormrod，1993；Chabaud-Rychter，1994］。工程师不得不利用其他资源来解释，适合目标用户群体的设计技术需要什么，如为妇女设计的厨房设施，或为年轻人设计的微波炉。虽然有多种方式可以将用户需求转化为设计说明书（参见本手册第三部分De Vries撰写的章节），但当确定用户需要什么时，这些方法都会变得茫然而模糊。

最常用的解释用户要求的资源不是社会科学，而是设计工程师的个人经验、知识和爱好。例如，从事设计的工程师常常被观察到暗中将自己作为预期的用户模型或者求助于现成的模型［Berg，1994；Oudshoorn et al．，2004；Williams et al．，2005］。可用性实验可能被用来测试一个给定的设计如何满足用户的需求和口味，但大多技术是未经测试就被开发的。并且，可用性测试总体是由工程师实施的。

可以说，用户研究相当于社会科学与工程学知识的互动领域。参与性设计的实验表明了其具有提供更好计算机系统的潜力［Ehn，1988］，但这些方式费用高昂，并且结果没有说服力。主要缺点是，设计人员普遍认为用户是保守的，言外之意，用户参与需要被限制在成型用户-技术界面，虽然技术选择和不断出现新实践的决策被视为设计者的特权［Hatling and Sørensen，1998］，威廉姆斯等［2005］界定了一系列其他困难，如用户群体可能在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发生改变的事实。主要的挑战是：需求和爱好的固有的不稳定性即用户意愿，会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采取一种试错法的方式，比进行一种将全面的用户研究作为设计支柱的方式显得更具诱惑力。反过来，这会使得工程师同社会科学家的合作变得稍显乏味，部分由于社会科学家不能为工程师寻找的东西提供明确的答案，另一部分是由于在设计过程中获取相关投入的潜在用户实验费用显得过于高昂。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实际上费用更低，至少它可以在小规模内进行。

显然，将已有的或特别制作——从社会科学中获得的知识转化为设计标准、现状和功能，存在巨大挑战。一件产品易于使用、一个系统富有效率或一台机器有伸缩性等事实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个挑战被科伯恩（Cockburn）和奥姆罗德［Ormrod，1993］予以很好的说明：为何一台微波炉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例如，为什么我们应当假设，就像公司所做的那样，棕色对年轻人而言比白色更为“性别可靠”？

这些挑战可以被视为适合跨学科团队的任务，结合了为完成相关问题解决的技巧和能力。然而，这种结合了社会与工程科学的跨学科实践［Sørensen et al．，2008］并不普遍。相反，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计算机系统设计人员的观察，工程师似乎更偏好专业操作模式，这种模式使他们能够选择主要通过运用经验和偶尔对社会科学相关材料的查找，来独立获得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信息与知识。例如，萨奇曼［Suchman，1987；2007］或诺曼［Norman，1988］的著作被各种设计团体所讨论就是明证。也许，这更多的是由于工程师坚持专业基础的借用工作，而不是从事跨学科合作以合并观念。这是否为一个问题？

社会科学家可能倾向于这样想，但是如果试图偏向一个解释而非另一个的话，我们将陷入困境。首先，社会科学家们本身对应该如何精确解释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不同意见。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解释的正确性与成果性设计的质量到底哪个更具决定性作用？我们将决策建立在谁的假定基础上——社会科学家的还是工程师的，如果社会科学家声称工程师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说明是否有重大关系？

从工程师（也许是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核心在于由此产生的设计质量。为了证明社会科学家的解释比工程师的更“好”，我们需要证明，更好的解释说明会带来更好的设计。或者，从更普遍意义上来说，跨学科借用模式比专业基础模式更富有成效。目前没有可供利用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需要证明他们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