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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以为性只是人生来如此之性质,所谓“生之谓性”也。此性乃天然之产品,犹水与杞柳然,无所谓善,亦无所谓不善,所谓“性无善无不善也”。其后来之善恶,乃教育习惯之结果。犹杞柳可制为杯棬,亦可制为别物;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也。仁内义外者,告子以为如爱人乃我爱人,故爱在我不在彼,为主观的,为内;如长人乃因其年长而长之,如以物为白,乃因其色白而白之,年长在彼而不在我,故为客观的,为外。告子此说盖误将人年长之长,与我从而长之长相混。人年长之长固为其人所有之性质,在其人而不在我;但我从而长之之长,则固仍在我也。故孟子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告子》上,《孟子》卷十一页三)言义不在长者,在长之者也。且“长之”含有尊敬之之意,与物白而我白之又不同。故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是矣。再则“仁内”之说,亦与“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之说有冲突。吾人所知告子之学说,不过东鳞西爪,不知其于此等处另有解释否?又《孟子》言:“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公孙丑》上,《孟子》卷三页四至五)孟子就此点指出告子之不动心与其自己之不动心不同。大约告子之不动心,乃强制之使不动。而孟子之不动心,乃涵养之结果,“集义所生”,自然不动。告子主义外,故不能明孟子所谓“集义所生”之义。故孟子曰:“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公孙丑》上,《孟子》卷三页七)
《孟子》又云:
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告子》上,《孟子》卷十一页五)
此二或说,《孟子》中公都子与告子之“性无善无不善”说并举,盖当时有此三种性说也。王充《论衡》谓:“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本性篇》)此第一或说,不知果即世硕之说否?至第二或说则以为人生而或善或恶,固定不移,亦不知是否即宓子贱等之说也?
【注】此第一或说,事实上与孟子之说似无异;但就逻辑上言则不同。因孟子可不以普通所谓人性中之与禽兽同之部分,即所谓小体者,亦即可以为恶者,为人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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